三、《华西边疆研究学会杂志》

《华西边疆研究学会杂志》是华西边疆研究学会向海内外公开发行的大型综合性英文学术刊物。它是中国近代第一份以“华西边疆研究”为目的的刊物，也是近代华西第一份由外国传教士创办的外文学术刊物。1922年4月创刊于中国四川成都，1924年发行创刊号（第1卷）,1947年停刊，共出刊十六卷二十二册（两册专著为增刊）。从1940年始，分为A、B两编，前者为人文科学版，后者为自然科学版（其中1941年的第13卷为AB合编）。

就《华西边疆研究学会杂志》刊载的三百多篇文章来看，杂志综合性极强，明显反映出华西边疆研究学会“兼收并蓄”的研究风格，学会并未明确规定会员具体的研究领域，而只作研究地域上的界定，凡举华西的社会、民族、宗教、文化、动物、植物、农业、气象、环境、医学等皆视研究者之兴趣推进。学会提倡运用科学理论方法去多视角探究华西社会，结果自然而然地形成了“综合性、多元化”的研究特色，这在杂志上表现极为明显。杂志创刊之初，出版委员会秘书布礼士就曾在《教务杂志》上发布题为《华西边疆研究学会杂志》的介绍文字。布氏鼓吹杂志创刊号内容涉及调查华西地形、地质、人类学、原住民宗教、社会风俗、地图，从“这些文章能获得大量非常有价值的信息”。

《华西边疆研究学会杂志》毫无疑问是较严肃的学术性刊物，但它却并非任何一门学科的专业性杂志。杂志可谓包罗万象，内容涉及中国西南地区的民族学、人类学、考古学、历史学、语言学、民俗学、社会学、宗教学、地理学、地质学、生物学、动植物学、医学、农学等多个学科。时至今日，杂志刊载的成果在海内外论著中仍占有很高“引用率”。据笔者对杂志的初步研究，在《华西边疆研究学会杂志》上刊发的文章除去书评之外，大致可以分为二十余个大的类别。虽然某些文章事实上跨越多个类别，分类并不一定精确，但仅从基本的分类统计上也不难看出杂志“综合”的特色。

虽然《华西边疆研究学会杂志》是综合性的学术刊物，内容极为庞杂，但这并不代表学会没有明确的研究重心。笔者对杂志文章分类统计，可见华西边疆研究学会研究兴趣与重点所在。杂志刊载最多的是生物科学类论文，总刊发五十九篇，占到整个篇幅的17.4%。其次为宗教类论文，共刊发五十四篇，占总数的15.9%。再次为文物考古类论文，总数为三十八篇，占杂志总量的11.2%。排名第四的是民族学类的论文，刊载三十五篇，占文章总数的10.3%。这四类论文总数达一百八十六篇，占文章总数的54.8%。很明显，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学会的优势在华西边疆地区的宗教、考古、民族方面，而在自然科学领域，学会的学术成就主要集中于生物学研究。除上述研究方向外，学会杂志还刊载有历史、地理、语言、文学各有十余篇，另外音乐、教育、医学、农业、气象、环境、交通、建筑等也略有涉及。

《华西边疆研究学会杂志》所刊载的论文及报告，大多是华西边疆研究学会会员的学术研究成果。这些成果建立在大量的田野考察基础上，诸如民族调查、考古发掘、地质考察、动植物材料收集、医学调查、农业实践、古籍文献搜索，通过学者对所获得的大量原始资料进行分析研究形成文字，再由学会组织专题学术讲座，经学者演讲及诸到场学者讨论才撰成完整的报告、论文，获得学会执行委员会通过，由学会杂志发表。学会杂志还刊载有少量非成员著述，如柯姆伯（G.A.Combe）、戴卫尼夫人（Alexandra David-Neel）、商承祚、陈邦杰、李先闻、姜淮章、吴征镒、高尚荫等，他们大多是这一时期研究华西领域的知名学者。

在《华西边疆研究学会杂志》上发表文章最多要属叶长青，其次为葛维汉。叶长青系英国内地会传教士、英国皇家地理学会会员，是华西边疆研究学会早期最重要的支持者。叶氏1898年来川，长期在打箭炉（康定）等地生活传教。叶长青对藏彝走廊的历史地理，藏族、纳西族及傈僳族的生活习俗，以及语言变化等都有兴趣并有深入的研究。叶氏仅在《华西边疆研究学会杂志》上就发表文章七十多篇，领域涉及民族学、人类学、宗教学、地理学、语言学、动植物学等。这些文章中，有二十多篇涉及川康及藏东地区人文地理内容，如《打箭炉地区山脉概述》《“雅拉”名考》《汇集于打箭炉的商路》《打箭炉和拉萨的驿站》等。《西藏地理环境对藏族的影响》是通过实地考察指出地理环境对藏人的成长影响很大，由此解释他们的思维行为及性格的形成。“高原气候使得这里的人们被称为自然的奴隶，藏民逐渐形成一种粗犷的性格，这种环境使藏民是牧人、农夫或商人。”有十篇宗教类的论述，如《西藏黑教概述》《西藏本教》《喇嘛教的玛尼等级制度》《川康地区天主教概述》《西藏景教》《中央政府在藏区的政策及其与传教事工的关系》，内容包括藏传佛教、天主教和基督教在华西的传播；有十多篇是关于民族学的，如《天葬记要》《丹巴拜神节》《藏语音调系统》《藏族人的燃料和照明》《藏东可耕土地大麦调查》等和一卷《英语—嘉绒词汇表》。可以说，藏族生存环境、宗教信仰、语言文字、生活习俗是他关注的重点。叶长青去世后，学会专门出版一卷纪念杂志，以追思他对学术的卓越贡献。葛维汉说，“叶长青的去世是学会的一个巨大损失”。

葛维汉系英国皇家地理学会、美国文化人类学会、美国民俗学会、远东研究所会员及美国纽约动物学会终身会员。葛维汉在《华西边疆研究学会杂志》上刊发文章多达五十五篇，研究范围极为广阔，涉及华西的宗教、语言、历史、考古、民族等诸多领域，许多论断都极具开创性。这些文章中，有二十多篇是关于华西历史考古内容的，如《汉代习俗研究》《华西协合大学古物博物馆收藏翰林藏书楼的一卷永乐大典》《四川新石器时代晚期文化》《华西协合大学古物博物馆所藏史前石器》《有关僰人的历史文献》等。有近三十篇涉及汉、藏、羌、苗、彝族的宗教、语言、文化、习俗及社会生活范畴，如《四川汉族原始宗教评论》《西藏神灵节面面观》《藏族宗教仪式及节日》《羌人习俗》《羌民念咒法术》《四川倮倮》等。以下就他对川南苗族的研究以及考古学的贡献略作阐述。

1927年，葛维汉在今属珙县洛表镇的王武寨等地调查苗族文化。此后，葛氏五次深入苗寨调查，详细记录了川南苗族的历史、艺术、习俗及宗教信仰等情况。葛氏与苗族基督徒学人合作，搜集苗族歌谣、传说七百篇，编成《川苗故事与歌谣》，还为华大古物博物馆收集了大量苗族蜡染服饰及羊皮鼓、芦笙等文物。葛氏发表了《川南苗族》《川苗续评》《川苗习俗》《川苗仪式》《川苗传说》《川苗词汇表》《川苗宗教》等系列学术论文，不少有关苗族的论著至今仍然是研究苗族的经典。1934年3月，葛维汉与林名均组成的华大古物博物馆科考队对汉州三星堆遗址进行首次考古发掘，1935年他在《华西边疆研究学会杂志》发表《汉州发掘的初步报告》，由此揭开了四川“三星堆文化”考古与研究新纪元。此外，葛氏主持了叙府（四川宜宾地区）、重庆等地汉墓，唐宋邛窑，成都琉璃厂窑考古及川南“僰人悬棺”调查，其《叙府汉墓发掘报告》《重庆汉墓发掘报告》《成都琉璃厂窑址》《四川南境的僰人坟》等报告相继在学会杂志上刊发。这些成果详细记录了出土文物，并就考古发现进行了最早的科学研究，在国内外学术界引起广泛关注，为四川地区的考古研究打开了新局面。

30年代以前，华西边疆研究学会可以说是一个纯粹的西人汉学团体，而《华西边疆研究学会杂志》也几乎没有中国学者的论文。自30年代始，华西边疆研究学会开始逐步吸引有学术影响力的中国学者加入。随后，学会杂志陆续刊发中国学者的文章。特别是抗战内迁以降，中国学者数量稳步增长，并成为学会研究主力，他们中的一些人成为编委会成员，郑德坤、刘承钊、李安宅等人还多次担任主编、副主编。据笔者统计，杂志第12卷—第16卷共刊文九十五篇（人文四十二篇、科学五十三篇），中国学者发文五十八篇（人文十九篇、科学三十九篇），外籍学者发文三十七篇（人文二十三篇、科学十四篇），中国学者发文量占总数的60%以上，科学类发文量约是西人的2.8倍。1943年学会秘书郑德坤博士在致华大中国文化研究所所长闻宥的信函中自豪地说，学会现在拥有数量多质量高的学术文章，其中部分是西方学者的，而大部分是中国学者的。这直接反映出中国学者的成长，中国学者在西南边疆研究中的学术话语权正不断增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