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世界各国的诺贝尔奖获得者为美国所用

现在再来看看20世纪在美国活动的诺贝尔科学奖获得者群体的情况。我们不妨将这一群体分成以下4类。

1．A类——美国土生土长的科学家

如获物理学奖（1923）的R. A．密立根（Robert Andrews Millikan, 1868—1953）、获化学奖（1932）的I．朗缪尔（Irving Langmuir,1881—1957）、获生理学奖（1933）的T. H．摩尔根（Thomas Hunt Morgan,1866—1945）和获经济学奖（1978）的H. A．西蒙（Herbert Alexander Simon,1916—2001）等。进一步仔细分析后我们发现，在这一类科学家中间，有不少人的父母或祖父母其实也是外国移民。如获物理学奖（1960）的D. A．格拉泽（Donald Arthur Glaser,1926—2013）出生于美国俄亥俄州的克利夫兰，他的父亲是一名俄国侨商；获化学奖（1951）的G. T．西博格（Glenn Theodore Seaborg, 1912—1999）出生于美国密歇根州的一个采矿小城镇伊斯佩明，他的祖父和母亲都是瑞典移民；获生理学或医学奖（1946）的H. J．缪勒（Hermann Joseph Muller,1890—1967）出生于美国纽约市，他的祖父是德国移民，母亲是法国里昂移民；获经济学奖（1993）的R. W．福格尔（Robert William Fogel,1926—2013）出生于美国纽约市，他的父亲是苏联奥德萨移民。

2．B类——获奖工作是在美国完成的移民科学家

如获物理学奖（1957）的中国的李政道和杨振宁、获化学奖（1981）的波兰的R．霍夫曼（Roald Hoffmann, 1937—）、获生理学奖（1947）的捷克的科里（Cori）夫妇和获经济学奖（1973）的俄国的W. W．列昂季耶夫（Wassily Wassilyerich Leontief, 1906—1999）等。

3．C类——获奖工作是在自己的祖国或美国以外的其他国家完成的外国科学家

后来他们曾在美国效劳（一般应工作一年以上始列入统计），有的还入了美国籍。如获物理学奖（1938）的意大利的E．费米（Enrico Fermi,1901—1954）曾先后在美国的哥伦比亚大学（1939—1945）、芝加哥大学（1946—1954）任教授，并在洛斯阿拉莫斯国家实验室任部主任（1944—1945）；获化学奖（1936）的荷兰的P. J. W．德拜（Peter Joseph William Debye,1884—1966）曾在美国的康奈尔大学任教授（1939—1952）；获生理学奖（1922）的德国的O. F．迈耶霍夫（Otto Fritz Meyerhof,1884—1951）曾在美国的宾夕法尼亚大学任教授（1940—1951）；获经济学奖（1979）的西印度群岛圣卢西亚岛的W. A．刘易斯（William Arthur Lewis,1915—1991）1963年后客居美国，任普林斯顿大学教授。

4．D类——在外国效劳并入了外国籍的美国科学家

如丹麦籍的美国科学家B. R．莫特尔森（Ben Roy Mottelson,1926—）生于美国芝加哥，1950年获哈佛大学理论物理哲学博士学位。他仰慕著名的丹麦理论物理学家N. H. D玻尔（Niels Henrik David Bohr,1885—1962），于1950—1951年到哥本哈根理论物理研究所拜玻尔为师深造。1957年起他在哥本哈根北欧理论原子物理研究所任教授，1975年与玻尔的儿子A. N．玻尔（Aage Niels Bohr,1922—2009）、美国的L. J．雷恩沃特（Leo James Rainwater,1917—1986）共享诺贝尔物理学奖。这类美国科学家犹如凤毛麟角，十分罕见。莫特尔森称得上是这一类的代表人物。

根据杨建邺主编的《20世纪诺贝尔奖获奖者辞典》，笔者对20世纪在美国活动的诺贝尔物理学奖、化学奖、生理学或医学奖、经济学奖获得者进行分类统计分析，如表1所示。

在为美国所用的上述四项诺贝尔奖的外国和移民获奖者之中，最多的是德国人（20名），其次是英国人（12名）、意大利人（8名）、加拿大人（8名）、奥地利人（7名）、法国人（6名）和中国人（6名）。

由表1可见，一共有32个国家的121名移民和外国诺贝尔奖获得者为美国所用，他们对美国科学技术和经济的发展做出了不可估量的巨大贡献。人们根据常识即可由此做出这样的判断：为美国所用的世界各国优秀科技工作者的总数势必是这一数字的十倍以上甚至几十倍！